監察法及監察法實施條例明確的“從寬處罰建議”與刑事訴訟中的“認罪認罰從寬”，是法法銜接的具體體現，對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義。筆者認為，推動二者高效銜接，需要從理論、制度、實踐三個維度把握。

　　從理論維度，深刻理解共通之處。二者在立法精神上是一致的，在具體規定上是貫通的，在基本價值上均體現了公正與效率相統一。首先，體現寬嚴相濟。認罪認罰從寬作為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一項重要制度，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舉措，要求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，區分案件性質、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，實行區別對待，做到該寬則寬、當嚴則嚴，罪責相當、罰當其罪。監察法及其實施條例明確的從寬處罰建議適用情形，體現了“懲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政策策略，彰顯了懲是為了更好地治。其次，有利于提升反腐敗工作質效。提出從寬處罰建議，鼓勵被調查人及涉案人員積極配合調查，爭取寬大處理，為順利查清案件提供有利條件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堅持實體上從寬，還體現程序上從簡。根據2021年刑事訴訟法解釋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，對認罪認罰案件，應當根據案件情況，依法適用速裁程序、簡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審理。依法從寬、從簡、從快處理，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資源，提高刑事案件辦理質效。再次，有利于落實“法法銜接”要求。從寬處罰建議與認罪認罰從寬的銜接，都蘊含著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的內在機理，是對接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。

　　從制度維度，準確把握內涵差異。從法律淵源看，“從寬處罰建議”規定于監察法律法規，“認罪認罰從寬”確立于刑事訴訟法律，不能簡單等同。一是適用階段、范圍、對象不同。根據監察法第三十一條、三十二條，監察法實施條例第二百一十三條等規定，從寬處罰建議一般適用于監察機關調查階段，適用對象為涉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和涉案人員；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其解釋，以及《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》等規定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，適用于偵查、起訴、審判各個階段，適用于所有刑事案件，所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二是適用條件不同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，愿意接受處罰的，可以依法從寬處理。即，從寬的適用條件為認罪、認罰。而根據監察法及監察法實施條例相關規定，提出從寬處罰建議的適用條件是“認罪認罰+特定情形”，要求更為嚴格。三是適用程序不同。認罪認罰從寬可以適用速裁程序、簡易程序、普通程序，形成有序銜接、繁簡分流的多層次訴訟體系。而根據監察法實施條例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，監察機關提出從寬處罰建議，必須“經綜合研判和集體審議”和“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批準”，程序更為嚴格，這既能確保決策公正，也能有效約束監察權依法運行。四是法律效果不同。根據認罪認罰從寬的相關適用精神，主動認罪優于被動認罪，早認罪優于晚認罪，徹底認罪優于不徹底認罪，穩定認罪優于不穩定認罪。由此，調查、審查起訴、審判等不同階段的認罪認罰，從寬量刑幅度必然有所區別。因此，在監察調查階段提出從寬處罰建議的，既體現及早認罪悔過的主觀態度，又具有相應從輕、減輕情形，從寬量刑幅度應當充分考慮。

　　從實踐維度，形成銜接配合合力。法法銜接不僅要體現在制度規定上，更要落實在工作實踐中。一方面，監察機關依法規范提出建議。提出從寬處罰建議，應當注重時、度、效，確保合法、精準、有效。“時”，即提出的時間節點。根據監察法實施條例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，一般應當在移送起訴時提出，鑒于特殊情況可以在案件移送后、提起公訴前，單獨形成從寬處罰建議書移送人民檢察院。但是，進入審判階段后，即使經研究后認為存在從寬處罰情節的，也不能再向司法機關提出從寬處罰建議。“度”，即建議的精準度。鑒于不同的從寬處罰建議適用條件不同，應當嚴謹慎重、嚴格把握、精準提出。例如，準確將自動投案、積極配合調查、積極退贓、立功等情形，與刑法、刑事訴訟法關于法定從寬、酌定從寬情節相對應，提出準確建議，做到于法有據。“效”，即注重綜合效果。從寬處罰建議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，既要從法律上審核，更要從政治和全局上研判，結合全面從嚴治黨形勢任務等因素綜合判斷，確保政治效果、紀法效果、社會效果相統一。另一方面，司法機關依法嚴格審查。對監察機關提出的從寬處罰建議，司法機關既要進行事實和證據審查，還要重點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、真實性、合法性。審判機關還要做好量刑建議適當性審查。最后，深化協作配合機制。例如，建立溝通反饋機制，對于監察機關提出的從寬處罰建議，司法機關及時通報采納情況等。

　　（作者：陳朝仲 單位：重慶市紀委監委）